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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区政权研究

    张玉龙

     

    研究的不断深化与研究视角的下移使得苏区史研究呈现出由“泛化”转向“专化”的趋势,有关苏区政权的研究堪称这一趋势的集中体现。与往昔纠缠于红色政权思想理论、政权性质及其组织形式、选举制度与廉政建设等宏观性问题不一,县级,特别是乡、区级基层苏区政权问题成为时下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

    国家政权大抵由中央政权、中层政权与基层政权三部构成,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县级政权在国家政权结构中据于中间的位置,基层政权则处于基层,也就是说最低一层的位置。可以如此认为,中层、基层政权既是历代中央政权权力延伸的体现,又是其进行有效施治的基石,它的稳定与否,关乎整个国家政权的兴衰更替。正因为如此,县级政权,特别是县以下的基层政权,引起历代中央政权的高度重视。

    中共领导下的苏维埃国家政权,以“县”、“乡”、“区”苏维埃作为它的中层与基层政权形式。一定意义上,县、乡、区苏维埃作为在革命战争的烽火硝烟中诞生的全新政权形式,既不同于南京国家政府推行的县制(抗战期间推行新县制)与基层保甲制,也有别于苏俄式的地方苏维埃制,而是“中国”式的、“革命”式的。在苏区存在的数年时间里,它实实在在地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权的巩固与稳定与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展,以及广泛的民众动员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因此,无论从学术的,还是现实的角度对之作一审视,均具有特别的价值与意义。

    在本栏目中,福州大学何朝银博士的文章选取了江西石城作为研究个案,考察了石城这一县级红色政权的建立路径,指出,从石城县红色政权建设过程来看,红色政权建设方式、步骤以及类型具有革命性、偶发性及不成熟性等特点,而没有通过“中央――城市――地方――乡村”路径逐步向乡村渗透的。很具有启发意义。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所钟日兴博士则将关注视野聚焦于中央苏区的基层政权,分析指出,苏维埃运动能深入到广大乡村地区,除却土地变革,乡村权力的重构亦可视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而制度建设又是苏区基层政权建设重要的内容。中央苏区在治理乡村的探索实践中对乡村政权进行了许多制度创新,实行了代表会议制度、选举制度和新的行政区划制度,有力地推动了苏区的政权建设,使苏维埃政权牢牢扎根于乡村地区,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在现代政治制度下,国家政权与政党政治互为关联。江西师范大学张宏卿博士以苏维埃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考察对象,剖析了中共式无产阶级组织基础的建立与传统的紧张与纠葛,认为在革命只好在传统本身中进行的前提下,革命者费力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实际上处处都可能露出旧世界的痕迹,他们处心积虑构筑的革命文化、观念体系也异常模糊不清,充满着新与旧的矛盾和逻辑上的混乱。江西苏维埃运动时期,中共就是一直在两难中应承着这种局面。

    中共苏区政权,特别是基层政权历史地位独特、影响深远。有关苏区县级政权,特别是基层政权仍是目前学术界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可以说,上述研究只是一个进行阶段性探索的总结,我们希望借此引起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一问题,以便将该问题的研究不断更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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