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宽苏区政治史研究

钟日兴

随着西方“国家――社会”理论的引进，基层社会史研究“从边缘日渐走向中心”，国家政治的运作、政府政策等实政性问题的研究被逐步淡化。继以往“革命叙事”、“宏大叙事”所走极端之后，革命史研究范式开始向微观研究转型，作为传统研究重点的政治史开始退居社会史之后，这容易导致另一极端。

很显然，苏区政治史研究欲图深入，必须克服“叙事基本是‘制度史’研究的一种翻版，人们在政治史的表述中除了了解到堆积出的一系列事件序列和机械的制度描述外，根本无法感受到中国政治运作奇诡多变的态势和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¹的弊端。在方法论上要注重强化“问题意识”，做到言之有物，具备洞察力，致力于探索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而非重复大而无当的“普遍规律”。为此，我们应重视苏区政治史研究的拓宽。

首先，不同于传统的革命史研究，应将苏区政治史研究的视野投诸于广阔而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中，更多地关注政治现象在社会诸系统各层面之间是如何产生与发展的，关注政治文化、政治行为、大众的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心理等问题。如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张静如所言：“应当利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反映。”²苏区政治史的研究应该重视“整体性”研究，以达到对社会历史全面深刻的理解，这就从根本上要求我们在研究之中，必须将其置身于整个社会历史背景之中，避免满足于已有的革命史研究结论的简单化倾向。

其次，就理论与方法而言，应当坚持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前提下，走一条学科整合之路。在多学科的交叉和借鉴之中发现新问题，借鉴不同的视角与方法来揭示苏区政治发展的完整轨迹。如心理史学（又称心态史学）方法是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和解释历史现象的方法。各个时期的社会心理是影响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如解释农民参与革命的原因，不能仅仅简单地以贫富差距作为解释，还应该结合当时的“乡村道义感”和农民的“安全需求”等社会心理。适当运用一些心理分析方法，可以使论述和分析更加深刻。同时，也要使苏区政治史研究保持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的资格，避免在学科的交义与兼容之中被碎化的趋向。坚持以历史学为本位的思想，积极发挥传统历史研究在方法和思路上的特长，在此基础上将政治学的研究视角与人类学、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融入其中，使政治史的研究具备其他学科所无法代替的独特性。

本期专栏的文章中，曹春荣的《瞿秋白因何厌倦了政治――由< 多余的话>引出的话题》涉及了苏区政治人物的研究，系从心理上分析人物、从而进行评价的一种尝试。该文从瞿秋白临终前自白《多余的话》入手，结合了当时社会历史背景和瞿秋白的革命经历，对其心理进行深入剖析，力求“合乎情理、顺乎彼心”地去解读瞿秋白厌倦政治的原因所在。有别于以往一些研究断章取义式的引用，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朱钦胜、曾耀荣的《中央苏区审计制度述论》一文为苏区制度研究，该文做到了如钱穆先生所说的“制度与人事的结合”，不仅有对审计机构设置的梳理，亦对其活动和方式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评价了审计制度的建立与审计工作的展开的作用。钟日兴、刘魁的《中央苏区土地分配中的社会动员》将政策制定与政治技巧相结合进行考察，强调了“政”和“治”的联系性。该文从从制度背后的社会因素出发，对以往研究所忽视的苏区土地分配中的动员措施进行梳理、分析，从而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苏区的土地政策变迁过程及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

以上所选文章虽角度各异，均在一定程度对苏区政治史研究领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拓展，故而本期专栏特意遴选刊出，以期推动苏区史研究者对这一学术课题的深入探讨。

注释：

     1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2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