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社科院研究员余伯流、赣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凌步机先生的新著《中央苏区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这是一部论事宏富、新见迭出的中央苏区史研究力作，作者在苏区史研究的创新上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新成绩。

中央苏区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几十年来，人们对它的研究群相竞起，盈车嘉穗，收获极富，中央苏区史因而成为一个达到了相当深度的研究领域。余伯流、凌步机先生分别在南昌和赣南长期治中央苏区历史，积累自然丰厚。他们挟20多年“苦心经营”之功，博综史实与众论，吸取史学界尤其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最新成果，以一种新的视野和理念构筑研究思路和著述框架，采用纵横交错、专题论列的方法谋篇布局，撰写出这样一部洋洋90多万字的鸿篇大章。全书首先出总体把握和研究规模之新，在全面展示中央苏区历史的独特风貌与内涵上，在总括学界既有成果与深化历史认识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可以视之为到目前为止中央苏区史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人们关于真实的历史知识与认识的获得，首先有赖于史料的突破。中央苏区时期，是中共党内斗争与国共敌对斗争相纠合，而全党对中国革命规律知之不深、处于艰苦探索的历史时期，这就使该时期充满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复杂性，也给后人的认识带来特殊的困难。作者知难而进，以撰写信史为念，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指导思想，对许多过去研究较为薄弱和敏感的重要问题，大胆探讨，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因而使许多历史问题进一步得以澄清，认识进一步深化。例如红四军党的“七大”，过去或含糊提及，或一笔带过，总是使人云遮雾罩、不明不白，究其原因，主要是不敢披露朱毛之间当时发生的重大争论，担心产生负面影响。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隐隐约约，反增其疑。本书作者使用了包括毛泽东、朱德、林彪信件在内的许多尚未闻问的原始史料，客观全面地记述了“七大”的过程与内容，进而既指出这场争论所涉及的问题，大都是创建根据地过程中党对军队的领导以及建党、建军、建政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政策，这些问题解决得正确与否，将影响到根据地、党和军队建设的方向和前途。又认为其性质不是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红军初创时期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争论的双方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坚决革命的同志，在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方面都是完全一致的，不存在任何根本利益的冲突；“七大”是一次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又存在严重错误的会议。这个以大量新史料为基础的论述，显得客观中肯，不但正视和清理了本来的史实，不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而且充分展示了朱毛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磊落胸怀和崇高品质，为人们深入地认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以及朱毛半个世纪紧密依存、牢不可破的战友深情，提供了难得的历史信息。类似的史料突破，在赣南会议、宁都会议、苏区肃反等章节中，也屡屡见及。作者下功夫挖掘史料，求证史实，体现了一种追求历史知识确定性的精神，而以史实确凿为其内核的历史确定性，正是历史科学得以建立的基础和条件。因此，作者的精神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党史著作除人物传外，大多存在着疏于人物记述、见事有余见人不足的缺憾。本书出人物研究之新，将中央苏区的领导群体与艰难复杂的革命斗争融为一体，寓人于事，叙事记人，颇具匠心。诸如毛泽东作寻乌调查，邓小平主政瑞金，毛泽东、项英、张闻天与政权建设，陈云、张闻天、刘少奇的经济建设思想，徐特立、瞿秋白与苏区教育，苏区三大法官（何叔衡、梁柏台、董必武），红军将领对“左”倾军事领导的批评，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苏区女英，以及中央苏区“龙虎榜”和“英名碑”两个附录，相当细致地反映了中央苏区领导群体的历史活动和思想贡献，使全书既见事又见人，过去的历史因而备显鲜活，众多的人物也因而有了具体、合适的地位。于人物中见历史，还历史以丰富，作者的这种弘扬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努力，既应肯定，尤应提倡。

论事公允而富见地，在史识上出新，是该书的又一明显特点和优点。作者对历史事件的评论，对苏区各项建设的专题研究，历史时期的划分，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分析，苏区精神的概括和历史经验的总结等等，都有独到的见解。例如关于中央苏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者归纳为5点，可称精当，是迄今为止对中央苏区历史作用最为全面的定位。类似这样的独到见解，构成了新的历史阐释。这就充分地表现出了作者治学论史的深厚功力，全书的学术价值，也便因此进一步得以凸显。

  创新作为学术研究最为重要的品质之一，当学者将其视为自觉追求时，它便会冲破偏狭、禁囿和教条，喷薄而出。对于体现了这种自觉追求的学者和著述，我们有理由产生钦佩。正因此，我乐于介绍《中央苏区史》，相信该书也会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