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诞辰80周年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余伯流、凌步机合著的《中央苏区史》一书，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被收人“江西社会科学研究文库”。这两位江西学者是长期从事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的知名专家。他们从参编中央苏区史料选编、丛书，到主编、主笔《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等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著作，科研成果斐然。这部著作正是他们积20余年之潜心研究、通力协作的学术结晶。《中央苏区史》一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迄今有关中央苏区历史研究中最完整、最系统、最详细的一部专著。

全书分23章101节，共95万字。内容大致分为两大部类:其一，纵向来看，是苏区的奋斗历程，从中央苏区的根基、开创和初步形成，到中央苏区的正式建立、发展巩固和鼎盛时期，再到中央苏区的最终丧失，以及三年游击战争等。其二，横向来看，是苏区的自身建设，既包括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武装建设、群众团体建设、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也包括教育事业、文化事业和卫生体育事业，同时还包括土地革命、反贪倡廉、肃反运动和一至五次反“围剿”等。该书诠释了中央苏区10年的荣辱兴衰。既有细致的情节描绘，又有宏观的理论分析，真正做到了“详而不赘，略而不遗”。

  一般史书将中央苏区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逐步形成阶段、发展阶段、丧失和转移阶段。该书则以新的视角，划分为奠基开创、初步形成、正式建立、鼎盛发展、最终丧失、游击战争等六个阶段。这种“六阶段”划分法，在学术界尚属首次。显然比“三阶段”更细致、更准确、更趋于合情合理。

该书对中央苏区10年里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主要历史人物，党和红军的重要会议，党提出的思想理论，制定的路线策略和方针政策，红军的历次战役战斗等，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详尽介绍和客观评论，可称得上是一部中央苏区“全史”。

二、大，运用第一手资料，对许多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证与探索，且披露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

一般史书对建立中央苏区背景的研究很少，该书则以一章的篇幅对此进行分析与研究，从大革命前后赣南闽西的社会经济状况到各地农民武装暴动及小块红色割据区域的出现。作者认为这恰恰是后来赣西南和闽西苏区的建立，以及为中央苏区的开辟和创建的坚实基础。

学术界对中央苏区的形成时间和范围始终存在不同看法。该书认定1930年10月为中央苏区初步形成的时间。理由有二:一是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提出“我们现在确定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这是中共中央文件中最早正式提出“中央苏区”的概念定位与区域范围。二是10月7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正式成立。对中央苏区进人鼎盛时期，该书界定在1933年夏秋之间。这时中央苏区迅速发展为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和瑞金直辖县，共60个行政县。其中江西省辖22县，福建省辖15县，闽赣省(含闽北)辖16县，粤赣省辖7县。人口总数为453万，总面积为8.4万平方公里。这一说法与一般史书上都说中央苏区的人口为250万，面积为5万平方公里，更是大相径庭。

值得称道的是，该书的两个“附录”:一个是记载建国初期省部级以上领导人名录的中央苏区“龙虎榜”，另一个是记载苏区时期县团级以上烈士名录的中央苏区“英名碑”。这些苦心收集整理的“珍品”首次披露于世，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三、不回避党史上的疑点或难点，对党史研究中较为薄弱、敏感而又少人问津的问题，秉笔直书，并提出独到见解，评价力求客观公正。

史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置民族矛盾于不顾，给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以口实。作者认中共党史研究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第一，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一年半就已经提出此事，如果不是蒋介石的连续大规模军事“围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九·一八”之前就已成立。第二，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早在1931年7月23日首次提出，这一反动政策并不是因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使然，而是蒋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第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曾多次表示坚决主张抗日，并非置民族危亡于不顾。

红四军“七大”是史学界长期存在的疑团之一。该书详述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党对军队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反对军阀主义残余和建立根据地等主要争论的问题，焦点后来集中在“要不要设立军委”问题上。作者认为这实际上是红四军“七大”召开的主要原因，而争论的性质，“不是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红军初创时期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并颇有见地地指出:“这些问题解决得正确与否，将影响到根据地建设以及党和军队建设的方向和前途。这一点，毛泽东当时是清醒地意识到了的。然而，遗憾的是，争论的另一方以及支持毛泽东意见的不少同志，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以至于红四军党的‘七大’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结论是:“红四军党的七大，是一次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又存在严重错误的会议。”“毛泽东在‘七大’落选，铸成历史上的一大曲折，实为一大憾事。但在当时的情势下，也是难以避免的。”

富田事变是史学界长期存在的又一疑团。该书认定这是一起“重大冤假错案”。明确提出，“历史事实证明:中央政治局和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富田事变的两个决议，把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这个结论是与事实不符的”。总的评价是:“原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的性质不能成立;对富田事变领导人的错误，当时给予适当的党纪、军纪处分，是必需的；但简单地、不加区别地以‘AB团首领’的罪名，对他们予以处决，则是错误的。当然也应当看到，富田事变确实对革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和危害，在反‘围剿’决战的激烈斗争情况下，总前委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苏区中央局做出这种错误的定性处理，是可以理解的。”

四、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职能。

该书高度评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并将其历史地位概括为:“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大飞跃”;“是新中国成立的一次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学会治国安民艺术的一次伟大尝试”；“为中国共产党培养、造就一大批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提供了实验基地”。同时也指出其成立的时机还不很成熟，毕竟还不是一个真正完全意义上的全国政权；所颁布和实施的一些法律、法令和政策，都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照搬照套苏俄经验和模式，没有体现出中国特色等历史的局限性，等等。

该书格外重视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以较大篇幅从毛泽东的经济建设思想、工农业生产、商业贸易、财政金融和合作社经济等方面，给予详尽阐明，充实了以往这方面研究的薄弱环节。同时也严肃指出了苏区经济建设中存在的“左”的错误。

该书将反贪倡廉列人中央苏区建设的独立一章，更是以往同类著作所没有的。该书列举大量苏区干部廉洁自律的感人故事，特别提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的廉洁自律，勤俭为民的感人事迹。说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率先垂范及其所建立起来的监督机制，是“使苏维埃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的根本原因。

该书尤其青睐苏区精神或光荣传统，将“苏区精神”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开拓精神；二是“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三是反对“本本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四是“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民主传统；五是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认为它“既是井冈山革命精神在苏区的延伸和深化，又与稍后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脉相承”。强调指出:苏区精神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时期创造和培养起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全面实践‘三个代表’思想宗旨的重要精神遗产”。

综观全书，作者视野开阔，思路明晰，力图求实、求新、求深，并注意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读书既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又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当然，书中也有美中不足。有些问题的追溯过远过长，显得拖拉和重复，还可省些笔墨。对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的关系叙述略少，尚可进一步充实和深人。(本文作者国防大学教授北京100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