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区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制度建设是思想建党及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红军政治建军的必然要求，更是干部队伍建设的迫切要求。 具有坚持政治性和思想性相统一，坚持党性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结合，坚持文化知识和业务知识教育并重，坚持纪律教育贯穿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教育方法灵活多样等实践特点。 苏区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坚持党的领导,服务党的中心工作；建立干部教育体系，完善干部教育制度；坚持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锤炼了苏区干部好作风；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弘扬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办学精神，支持了革命和建设。 苏区时期党的干部教育是保持先进性的成功实践，对新时代党的干部教育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中央苏区; 中国共产党; 干部教育制度；干部教育实践
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干部教育的成功实践，在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但目前关于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制度建设与实践的史料发掘和系统研究还有待深入。 本文拟采用苏区时期党的文献和亲历者回忆录及实地调查材料，概述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制度建设与实践的背景、历程、特点，阐释其历史地位及作用，旨在为新时代的干部教育提供借鉴启示。
一、中央苏区党的干部教育制度建设的历史背景
首先，加强干部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及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干部教育，把干部教育作为重要工作内容。1923年11月，中共中央通过《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要求“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平常口语之中须时时留意宣传。”“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关于党员教育的专门文件。”1924年5月20 日，《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强调“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1924年12月，第一所以“党校”命名的安源党校创办，安源党校与团校合办，“由两方各指派三十人到课，分甲、乙两班”，每周上课三次，每次两小时，上课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常识、俄共党史和少运史。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创办了北京党校、上海区委党校和平民女校等学校，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和工农运动的干部。大革命失败后，党将战略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随之党内农民成分急剧增加，他们亦亟需提升文化素养。1931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强调“在各苏区分局所在地，必须设立一个以上的党校，培养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的中等干部。”
其次，加强干部教育是红军政治建军的必然要求。红军的主要成分是农民，红四军等部队一定程度存在思想混乱、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士气低迷等现象，必须加强红军的干部教育。为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1年5、6月间，根据党的决定，毛泽东在宁都找何长工、邓萍谈办军校的事。毛泽东说：北伐战争时有个‘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我们决心下点本钱办个训练干部的基地，培养红军干部。”
再次，加强干部教育，成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迫切要求。苏区推进政权建设、积极发展经济、振兴文化教育和动员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战争，这些举措都需要大批干部投入其中。1929年3月27日，中央在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当时江西干部储备人才不足要给予重视，“但是江西并不是没有干部，而是有许多干部人材埋在下面没有引进上来……从党员中下级党部中去找干部人材。”1931年8月2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也提到干部不足容易造成恐慌的局面，这个“成为党在执行政治上组织上的紧急任务中一个严重的困难问题。”此外，必须确保全体苏维埃干部勤政为民、廉洁奉公，坚决遏制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滋生蔓延，是干部教育面临的新任务。《中共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指出：“经常利用这种公开的便利大规模的去举办各种人材的训练，如党校、政治军事学校等，必须保证苏区干部的自给。”这些人才既可以为苏区建设服务，又可以到苏区周边城市、农村甚至白区工作。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干部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在如何对干部进行卓有成效的教育，使干部教育更系统化、制度化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铸就了优良传统。
苏区时期“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赣南、闽西农民武装暴动开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赣粤边、闽西等地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结束，前后经历10年之久。”苏区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制度建设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领导军民在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到古田会议的召开，这是党的干部教育制度奠定基础的阶段。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军赣南地区，创建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同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会议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指出党内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无论是锻造一支强大的红军，还是完成艰巨的斗争使命，都需要将党内教育作为重要抓手。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标志着干部教育的原则和方法的形成。
第二阶段，从古田会议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干部教育实现了从探索到制度定型、由经验到规范教学的飞跃。红军学习贯彻古田会议决议，形成了群众性的思想教育运动，建立健全了干部教育体系，干部教育更加系统化、制度化。
第三阶段，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赣粤边、闽西等地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结束，是干部教育纵深发展的阶段。党的干部教育以系统提升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为核心，深入传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基本知识，坚定党员干部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二、中央苏区党的干部教育制度的实践特点
1930年1月，中共赣西南特委开始办党校。1930年7月，中共赣东北特委在固定校址开设党员训练班，并在此基础上成立赣东北特委党校。自1933年春起，中央苏区陆续建立了一批制度健全的干部学校，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苏维埃大学、中央教育干部学校、红军大学、中央农业学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红军彭杨步兵学校、中央红色通讯学校、红军公略步兵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红军特科学校、商业学校、红军游击队干部学校、银行专修学校、中央列宁师范学校、中央红色医务学校、中央列宁团校、地方苏区干部学校等。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中央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是为纪念马克思，广泛地、系统地学习和传播共产主义学说，培养党员干部而创办的。1933年3月13日，在瑞金洋溪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该校后迁瑞金下肖区黄竹堪下新厅村，至1934年7月再迁瑞金田心乡公背侣玉公祠。1934年10月，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干部和小部分学员开始长征，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历史阶段结束。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制度的实践特点主要有：
其一，坚持政治性和思想性相统一。苏区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内容逐步系统化，尤为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党校教学内容包括“三分之一为军事训练，三分之一为实际工作的常识，三分之一为政治经济的常识(学校计划另行抄上)。”将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在中央党校、苏维埃大学以及各种类型的干部训练班都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编印了《共产党宣言》《苏维埃政权》《中国革命问题》等教育读本，供训练班学员学习使用。1932年3月，《中共闽粤赣苏区党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提出了具体举措，干部教育过程中强调政治性有助于坚定政治立场、坚守理想信念，强调思想性则有助于加强干部廉政建设、提升队伍凝聚力，将政治性与思想性相结合能确保干部队伍始终忠于党。
其二，坚持党性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结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明确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谭启龙回忆：“通过学习，倾听中央领导同志讲课，自己的思想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明白了革命的目的是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是为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是为实现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从而使自己真正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在中国取得最后胜利。”党性教育与理想信念教育相结合，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干部个人的思想、道德、行为规范水平，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提升红军的战斗力。
其三，坚持文化知识和业务知识教育并重。1932年《苏维埃工作人员学习问题的决议案》要求：“政府的委员，城苏、乡苏的全体代表及工作人员之不识字者，必须全体都加入识字班。”在干部教育中基本普及识字工作，一方面能提升干部自我的工作能力与素养，另一方面也能够提高集体的工作效率与质量。此外，干部识字方便进行自我教育，主动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理论、深化干部教育理论，为学习其他内容奠定基础。1932年3月17日，《中共闽粤赣苏区党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指示：“要注意每个同志的军事训练工作，做到全体党员军事化。”因此，每个同志都应加强学习，学习基础文化知识和军事技能，为斗争事业贡献力量。
其四，坚持纪律教育贯穿始终。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到“旧的基础厉行洗除”,在《关于新调来的教育干部训练问题》中指出：“经过群众批评行为还不改变的分子，必须用纪律上的制裁，从劝告、警告，一直到开除工作，也是教育方法之一。”1932年3月17日，《中共闽粤赣苏区党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规定：“要注意严紧党的纪律，对于一切故意违反党的决定，或消极怠工份子，必须适当施行纪律。”可见，对党员干部的纪律要求严格，从预防教育、劝告、警告甚至到开除公职党籍，严守底线，以保持党员干部的政治本色。
其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教育方法灵活多样。一是理论授课与实践锻炼相结合。1929年6月，颁布《宣传工作决议案》,强调要尽快建立训练班以培养当下急需的干部，并且这些干部应成为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要充分组织动员这些干部参与实践过程中，如参与各种政治问题的讨论、参加现实中的工作。《中共闽粤赣苏区党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指示：“要帮助工农干部工作，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学做报告，学写指示信。反对过去提拔工农干部到各机关做杂事。”中央党校学员都安排到苏区进行实践锻炼，学员“每到星期六和星期天，就去帮群众劳动。”在暑假“高级班停课一个月，到粤赣省会昌筠门岭实习，协助边区前线的工作……虚心向地方同志和红军指战员学习，亲自参与各项斗争。”二是集中学习与自我教育相结合。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到关于“党内教育”的途径，即体现了集中学习思想，又体现了自我教育思想。这些思想在干部教育工作中也有体现，“支部的群众工作与教育工作是训练干部的基础，从最广泛的个人教育工作，直到系统的训练班都必须努力去做，以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中央苏区干部教育训练班教学内容“有政治常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和实习及社会工作。训练时间为四星期，上课为24小时，自修120小时。”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指示，基于当下战争形势，应大规模培养干部人才，在培养过程中须让干部在斗争中学习，要关爱、信任与呵护干部，给予情绪价值，寄予厚望。给干部布置任务时，应明确工作指示，做到张弛有度、严肃活泼。当干部犯错误时，不应随意批评、打击甚至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而是给以耐心的一次又一次的说服教育。”干部在工作中犯错误，经过集中的学习开导，加上主动自我反思、积极实践，干部亦能从思想上根除弊病。三是统一教学与因材施教相结合。1931年11月，《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要求，对新干部要给予教育，“在初提拔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他的工作能力与兴趣，分配以适当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因材培养、唯才是举，再逐步提拔到重要职位。1932年3月17日，《中共闽粤赣苏区党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指示：“要注意政治理论与实际问题相结合，分配工作应具体化、有针对性，并且要注意到同志的工作能力，使同志能从工作中感觉极大兴趣，而得着进步。”
三、苏区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制度建设的作用及启示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服务党的中心工作。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强调“要举办苏区干部学校，有系统的训练党的干部”,训练要紧扣当时作战任务要求。对干部训练班也提出明确要求，要“配合中心任务，理论联系实际，形式灵活多样，时间短、解决问题快。”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文献中发表了一系列与干部教育有关的重要论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张闻天、陈云、杨尚昆、刘伯承、董必武、邓颖超等苏区领导人还亲自参与中央党校的教学工作。干部教育的根本政治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始终以党的理论、路线、政策、方针为指引，在学习过程中干部更加明确使命与担当。在干部教育具体实施中，根据现实需要有针对性地培养干部的素质与能力，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教育。
第二，建立干部教育体系，完善干部教育制度。为提升干部素质，中央苏区党组织一方面坚持开办各类短期训练班，另一方面有计划创建干部学校和红军学校，初步构建起“军地结合、高中配套、长短互补”的教育体系：既培养高中级军政指挥员，又培育各类专业技术骨干；既有高等层次的系统深造，也有中等专业的精干培训；学制上长训与短训并举，层次分明。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从早期开设训练班，到中国第一所党校的建立，再到1933年成立中央党校，逐步完善干部教育制度，细化干部教育内容，落实干部教育细则。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关于新调来的教育干部训练问题》《关于学习的几个问题》等一系列关于干部教育的制度。
第三，高度重视妇女干部教育，不断提高综合素质。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对妇女干部的培养，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女子大学等学校，都注意招收一定比例的妇女干部参学。如1933年8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制定省苏维埃干部学校招生计划时，着重说明“应有三分之一的女性。”邓六金、甘棠、吴富莲等都在瑞金中央党校学习过，吴富莲还先后两次到瑞金中央党校学习过。银行学校第二期还专门招收妇女班一个，以培养管理财政方面的妇女干部。此外，为提高妇女政治理论水平，1932年，临时中央政府要求“督促下级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与同级文化部计划实施妇女的文化工作，以及计划培养妇女干部，吸收妇女到各机关工作。在劳动妇女代表会议或妇女学校及俱乐部中，要实行政治教育等号召妇女积极参加苏维埃运动，参加革命战争。”举办妇女干部培训班，培训妇女干部，提高妇女党员干部的政治水平与工作能力。“各省都举办各种妇女干部培训班，用一两个月时间，组织妇女干部学习政治，学习文化，学习军事理论和群众工作方法。当时省妇女部在宁都就办过两期训练班。每期培训100人左右，经过培训，妇女干部的水平有明显提高。到1933年，江西苏区16个县，就有县一级的妇女干部27人，兴国一个县有20多名妇女担任乡主席。还有很多妇女当选为优待红军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等部门的委员，在苏维埃政权建设方面发挥了骨干作用。有的还被选为苏区中央政府的委员。”蔡畅、邓颖超、周月林、黄长娇、范乐春、李美群等17位女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上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还有5位女同志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30年，连城新泉区委举办妇女骨干训练班，学员由各乡选送，共90余人，培训时间3个月。这批受训的骨干，结业回去后几个月，就办起了18所夜校，学员达700多人。
第四，坚持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锤炼苏区干部好作风。1931年11月，《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要求：“对于干部的培养，除开在实际工作训练外，还须要有计划的组织各种党的，军事，政治以及群众和苏维埃工作的训练班或学校。”中央党校学员都安排到苏区进行实践锻炼。学员“每到星期六和星期天，就去帮群众劳动。”在暑假“高级班停课一个月，到粤赣省会昌筠门岭实习，协助边区前线的工作……虚心向地方同志和红军指战员学习，亲自参与各项斗争。”红军军医涂通今回忆：“我被四都医院选送到江西兴国县茶岭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学习。这是一九三一年贺诚同志创办的红军卫生干部学校，我是第二期学员。在学习中虽然生活艰苦，处在战争环境，教学条件也差，但为了贯彻毛主席关于要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卫生干部的方针，同学们刻苦学习，教员们热心教导，整个校园里一派热气腾腾、蒸蒸日上的新气象，特别是学校领导处处以身作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苏区流行一首歌谣：“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走山路，夜打灯笼访贫农。”这是对苏区干部的真实写照，形成了实事求是、心系群众、艰苦奋斗的苏区干部好作风。
第五，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弘扬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办学精神，支持了革命和建设。1931年在江西瑞金创办的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在1931—1933年共办了67期干部训练班，仅第1期至第4期就培养了6200多名连级以上干部。不仅在中央苏区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在其他苏区也培养了革命根据地的骨干力量。如“在右江革命根据地，中共红七军前委、右江特委、各县委和右江地区县级苏维埃政府都开办不同形式的党政干部培训班。几乎所有的乡、区以上党政干部都参加了县级以上的培训班。在党政干部培训班所开设的课程中，有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学科；内容有中国革命、政治经济学、中国历史、土地革命等，还自编教材、讲义，时间跨度从一两周到几个月不等。通过对地方干部的培训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的革命骨干。”中央党校重视培养学员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与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中央党校的办学条件艰苦，教室是借用的民房和祠堂，板凳、桌子也是从老百姓家里借来的，学员就坐在借来的长条凳上看书、做笔记，大家聚精会神地听讲，课后相互讨论，完成调查研究、扩红及群众工作任务，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干部培训突出理想信念教育和理论联系实际，极大地提高了干部的综合素质，为苏区建设和革命战争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综上所述，苏区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制度建设是保持先进性的成功实践，是干部教育制度建设的历史源头之一。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有益启示是：干部教育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发挥干部教育培训的作用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加强党的领导，牢牢把握党校姓党的根本原则，弘扬党校优良办学精神和传统，充分发挥干部教育的作用，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群众路线的实践导向、推动教育内容的与时俱进、加强党性教育贯穿纪律教育始终，是新时代干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把坚持学习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环节、全过程，始终保持党善于学习的政治优势，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筑牢我们党长期执政之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