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五次反“围剿”受挫，苏维埃政权面临严峻考验。经共产国际批复，中共中央做出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决定，在行政准备上设立赣南省。依托政权建设形成规范和现实创建基础，1934年７月，赣南省正式成立，组织机构在短期内形成体系。长征起始阶段，赣南省各组织机构积极开展了扩红突击、筹备物资、搭建浮桥等准备工作，并在红军集结突围时提供了广泛支援。主力红军长征后，赣南省党政军群投入到保卫苏区反“清剿”和保存有生力量的游击斗争中，并最终在突围中解体。作为苏区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赣南省是党领导人民群众艰苦探索的重要实践基地，保障了红军战略转移顺利进行，奠定了赣粤边游击战争的重要基础，在中央苏区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赣南省；长征
中央苏区时期，党对政权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其中1934年7月设立的赣南省，在维护国家安全及战略转移长远谋划上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第五次反“围剿”受挫，中央苏区内外挤迫困境下推进的政权建设。赣南省自组建后就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斗争实践，不仅一定程度防范化解了革命危局的重大风险，还为延安时期及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当前，学术界专题研究了中央苏区江西省、福建省、闽赣省，而对赣南省的史料发掘和系统研究仍待深入。本文拟采用党的文献、报刊及亲历者回忆录等史料，阐述赣南省的创建背景和基础、组织的建设与工作内容，以期总结历史经验，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供借鉴启示。
一、中央苏区赣南省创建的背景与基础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政权建设，旨在创建、发展和壮大苏区。然而，国民党第五次军事“围剿”导致中央苏区缩小，苏维埃政权面临严峻考验。经共产国际批复，中共中央做出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的决定。在考虑到粤赣省等苏区大部分沦陷，难以承担战略转移准备工作后，中共中央推进行政区划调整。依托深厚的群众基础、相对稳定的革命环境、优越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于1934年７月正式设立赣南省。
赣南省设立的背景主要有：第一，党在中央苏区政权建设推进的需要。一方面，中央苏区早期政权建设，是在地方建省级政权领导革命，如闽西苏维埃政府、赣南革命委员会、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由此形成中央苏区省制的开端。另一方面，党在政权建设中强化指导，形成制度安排。根据地建设，目的“扩大到在一省几省地图内首先胜利。”为此，1931年11月，中执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划分行政区域暂行条例》对区划进行了科学划分。1933年7月2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进一步指示了“县与省的划分责成人民委员会按照接近群众的原则以命令规定之。”1931年1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划分行政区域暂行条例》，对区划进行了科学划分。1933年７月2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指示“县与省的划分责成人民委员会按照接近群众的原则以命令规定之。”因此，省级政权的设立形成规范。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受挫，中央设立赣南省，将粤赣省和江西省部分地区划入。
第二，应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受挫局面的需要。国民党第五次军事“围剿”对中央苏区实行了全方位封锁，根据“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原则，国民党堡垒政策“步步前进的蚕食苏区与筑成封锁线以围困苏区。”1933年9月28日，国民党军占领黎川县城，在中央苏区北线撕开了口子。中共“左”倾领导者强制推行的错误对策与处置，导致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1934年4月28日，广昌失守，中央苏区北部门户大开。同月，南部关隘筠门岭也为粤军所占。5月，建宁城和永丰南部沙溪、藤田、龙岗地区也被国民党军占领。最终，国民党军深入腹地，对中央苏区各线形成合围之势。在失利局面下，中共为适应形势变化，及时在赣南地区做了区划调整。1934年5月，设立赣南军区钳制粤敌。下旬，为与军事任务适应，在军区辖区内设立赣南动员区。6月，在动员区基础上又设立赣南战地委员会继续革命工作。
第三，共产国际指示与中共战略转移部署的要求。面对中央苏区日益恶化的形势，1934年6月16日，共产国际最终来电同意了中共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计划。电文中共产国际进一步提出“为防备不得不离开，要规定加强在赣江西岸的基地，同这些地区建立固定的作战联系，成立运粮队和为红军建立粮食储备等。”上述建议要求中共在重点区域进行军事安排，加强各地联系和开展战略转移的具体工作。而实施这些工作的关键，则是促成在域内进行行政准备。共产国际不仅对党战略转移工作做了方向性指示，还为赣南省的设立做了具体指导。1934年6月下旬，博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后成立了“三人团”秘密筹划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在考虑赣南苏区重要性和已有政权组织基础上，博古“让中央书记处成员项英到于都去主持赣南军区和赣南战地委员会工作，同时着手准备建立赣南省”。
赣南省创建的基础表现在：首先，赣南省所在地有优良革命传统与深厚群众基础。在1927年9月，于都“进入了发动与组织农民暴动，组建工农革命武装，进入武装斗争的阶段”，1928年6月，于都“创建了赣南地区第一支正规武装”，通过游击，发动群众打土豪劣绅，创建桥头等红色革命根据地。红军出击赣南、闽西后，赣南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于都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也成立了。“红军分兵于都各地开展革命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产”，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群众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隶属于江西省、粤赣省时期，于都“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从人力物力上全力支援前线夺取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仅1933年5月，于都县动员参加红军人数就达1900人，6月升至2000人。可见，赣南省群众基础十分深厚。
其次，赣南省有良好的地缘和革命环境。地缘环境方面，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影响下，江西、粤赣省大致沿北线、南线同国民党军形成正面接触，导致赣南省外围斗争的形势极为严峻。此外，广东陈济棠占领筠门岭后采取“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使严峻局势呈现“北强南弱”特征，导致党在战略转移上就选定了南路军防线的地带进行。基于此，自然要在西南方位设立新的省促进工作展开。革命环境方面，域内革命环境相对稳定，使赣南省设立成为可能。赣南省设立前，斗争重心主要在外围各省进行，西南部虽受粤军骚扰，但“由于加强了赣粤边游击区的联系”和赣南地方武装、红二十二师坚决斗争的缘故，“有力地阻击和牵制了粤敌向中央苏区北进。”此外，赣南省中心于都，更是位于中央苏区腹地，“相对边界县而言，受战争的摧残比较轻微，因而党政军群组织以及各项建设事业，都得到了比较稳定而健康的发展”。
再次，赣南省具备重要的战略地位与优良的自然资源。于都“四周群山环抱。县境东南有武夷山余脉绵延，西北部有于山主脉盘踞”，山地多呈东北——西南走向，水系上“以横贯县境中部的贡水及其支流廉江、梅江为主”，河流切割下“低丘、岗地和山间盆地，则以贡水和梅江等沿岸分布较多”，县城一带尤为开阔、低平。这一有利地势，使所在地具备足够战略纵深。以于都为中心设立赣南省与湘、粤交界时，战略上进攻退守，无论向西、向南、向北进发，都有得天独厚地利的地利条件。加之境内较多山间河谷、低丘、岗地及复杂丘陵、盆地地貌，既可为人员机关提供休整隐蔽，又能便于山地游击展开。此外，域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肥沃的土壤，可生产充足的粮食满足红军集结突围时的物资供应。丰富的钨、煤炭等矿藏资源，更是发展地区经贸和建造枪支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
二、中央苏区赣南省组织机构的建立与沿革
赣南省设立前，域内组织经历了赣南军区、赣南动员区、赣南战地委员会的过程。1934年７月，在确立主力红军战略转移计划后，中共中央正式设立赣南省，党政军群等组织机构在短时间内迅速建立。赣南省“初辖于都、登贤、赣县、杨殷等四县和信康、南雄两块远殖游击区。后期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还设立过寻安会县、于西县和兴龙寻安县等县。全省人口约40万，面积约5000平方公里。”
第一，中共赣南省委的建立及沿革概述。“贯穿中央苏区之始终，苏维埃政权和军队、党的关系大体处于这样的框架中：军队是基础、政党是灵魂、政权是手足。”1934年7月，在确定成立赣南省后，项英开始了组建工作，因战争形势紧张，省委名单由中共中央局直接指定。中央从其他省调来大批干部人员，使得工作在短期内顺利展开。省委先后隶属中共中央局和中共中央分局，内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等工作部门。首任书记是原福建省苏主席钟循仁，12月下旬，钟循仁调任闽赣省委书记，阮啸仙继任主持工作。1935年3月，中央分局决定，赣南省机关部队向粤赣边突围，部队越过牛岭、畚岭间封锁线，“经过信丰安息上迳时，阮啸仙不幸被一颗子弹击中，壮烈牺牲”，省委机关工作在突围中结束。
在赣南省委存续的九个月里，下属组织随局势变化而动态调整。省委成立时，“下辖杨赣和信康赣雄二特委，以及于都、登贤、信康赣、杨殷、赣县、寻安、门岭、兴（宁）龙（川）等8个县委。”后为更好领导门岭及寻安斗争遂将其合并为寻安会县委，并新成立了安南与于西县委。赣南省委在突围中解体后除了信康赣雄特委于1935年改为粤赣边特委继续领导游击外，其余县委均受挫消解。赣南省委及下属组织情况见下表（略）。
第二，赣南省苏维埃政府和群团组织的建立及沿革概述。赣南省苏维埃政府于1934年8月成立，“内设内务、工农检察、教育、财政、国民经济、劳动、土地、粮食、裁判等部和政治保卫局、总务处等工作部门”，主席是钟世斌。机关驻地在于都县城北门何屋，后因战争局势影响，11月上旬，随省委机关转移至于都南部山区里仁孝排堂、黎村烂泥坑、小溪左坑、禾丰华山下等地。1935年3月，机关部队突围中主席钟世斌被俘遇害，许多部长也被打散，机关遂陷入停滞。
赣南省下辖县苏主要由原属江西省的赣县和杨殷两县和粤赣省的于都、门岭、寻安、登贤、信康赣、兴龙六县划分而来，此外赣粤边军政委员会也归赣南省领导。受战争影响，1934年9月，门岭和寻安两县苏维埃政府合并为寻安会县苏维埃政府，10月增设安南县革命委员会，12月增设于西县苏维埃政府。兴龙苏区革命力量在遭敌破坏后“遂奉命向寻乌、安远一带转移。12月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驻地江西于都县）决定，成立兴（宁）龙（川）寻（乌）安（远）县委和县革命委员会。”各县苏或革委会基本因赣南省苏的解体和敌人的“清剿”，在1935年3月左右逐渐停止了活动。
赣南省的群团组织主要有工会和少共组织。工会组织有赣南省职工联合会及其下属的于都、登贤、赣县、杨殷县职工联合会。少共组织则有少共赣南省委及下属的少共杨赣特委、信康雄-赣粤边特委、少于都、登贤、信康赣、赣县、杨殷县县委等7个单位。各类群团组织基本因战斗失利，在突围中停止活动，仅少数少共县委继续了赣粤边游击斗争。赣南省苏维埃政府及群团组织情况见下表（略）。
第三，赣南军区的建立及沿革概述。1934年5月17日，中革军委发布训令对各军区分区重新做了划分，提出“在与敌人第五次“围剿”进行决战的最紧张时期”各军区基本任务，并新设立了赣南军区，驻地于都县城。军区成立后，受中革军委领导，下设了一、二两个作战分区和信康、于都北部和南雄两游击区，红军独立六团、独立十四团为其直属部队。在地域上，“以杨殷、赣县、于都、登贤等县及信康、南雄两个远殖游击区域属之。”1934年10月，军区机关随同省委一同撤离于都县城，“所属分区调整为杨赣和赣粤边两个军分区。”次年3月，军区司令蔡会文和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率军突围，部队大部冲散，刘伯坚被俘身亡，蔡会文率领少部分部队到达赣粤边，继续坚持了游击战争。
赣南军区下属组织则主要围绕军分区建立、地方红军中独立团与各县武装组织的发展进行。尽管各武装成立后广泛开展军事行动，进行游击战争。但随战争发展，军分区沿革上，仅赣粤边军分区得以保存。独立团仅六团部分人员突围继续了游击，地方各县的武装组织最终也基本走向编入补充和打散解体的结局。
三、长征起始阶段赣南省组织机构的工作实践
红军长征的准备是从1934年5-6月开始的。赣南省党政军群组织建立后，围绕主力红军战略转移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并在集结突围时提供了广泛支援。当主力红军长征后，赣南省在中央分局的领导下，开展保卫苏区的反“清剿”运动。后因战争局势严峻，赣南省党政机构根据指示向赣粤边方向突围。1935年３月，主要领导人相继牺牲，多数组织被打散，仅剩赣粤边特委等少数组织，在突围后坚持游击战争。
其一，为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做前期准备工作。一是军事上广泛游击，拱卫苏区西南大门。赣南军区成立后划分作战范围，加强了对赣南各县的武装领导，第一作战分区主要在杨殷、赣县区域，“分区目前行动中心在牵制赣州粤敌，消灭西洋山团匪”，第二作战分区则以登贤和于都南部天心河以西为作战区域，“其目前行动中心在牵制赣粤敌，特别要发展敌人翼侧、后方的游击战争，并联系和领导安远南部的游击运动。”划分作战区域，使原本分散武装化零为整，有效打击了敌军进犯。杨殷六月时，靖匪进攻黄塘，随即被红军独立团击溃，在万安杨殷一带骚扰的两股铲匪义勇队，其中“一股被我消灭，缴获步枪十余枝，驳壳四枝，另一股被我击溃，也缴下了步枪六支。”均村区中坊合湖两乡游击组还配合区突击队，“于本月六号早开至中方乡边境游击......结果缴获敌匪驳壳一枝，子弹二十九发，活捉匪兵二名。”9月赣南军区还编成红军独立十三团，加强杨赣苏区武装力量。朱德还要求军区消灭团匪并速成立敖元等地游击队和对高兴圩周敌作战。16日，赣南军区向军委报告长演坝赣州等地的敌情时，又指示了独立团三营迅速地肃清水东天心团匪，恢复天心苏区。同时，进一步要求“十五团向清溪游击，相机恢复清溪”，“第五大队积极肃清洞头附近团匪，第二大队向罗田游击，第二大队田栋坑向南天心游击，配合六团三营恢复天心。”赣南我军于16日占领清溪后，军队又消灭了附近的铲共团，并向安远寻乌继续游击。可见，赣南省游击广泛展开，牵制和打击了敌人，拱卫了苏区的西南大门。
二是实施赤色戒严，维护社会安全。因敌人曾利用苏区警戒疏忽弱点，“不断的指挥团匪或派出相当的部队，轻装远出，袭击我接近边区的苏区及地方部队”，所以造成不少血的教训。“八月十二日杨殷茶元区苏被敌人袭击......二十八日杨殷县苏被敌袭击。”独立团营中也发生因警戒疏忽，受敌人包围袭击的事件。在赤色戒严上。赣南省一面“使每个工农群众每个工作人员都站在和敌人“短兵相接”的火线上”从而形成自觉意识的防范城墙，杜绝戒严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另一面积极通过军区训令要求各分区各县区军事部“按照军区密字第二号密令第五六两条设立哨所，设置号炮，严密布置警戒，并绘图报告军区”，由此转变了过去侦察警戒疏忽的现象。
三是开展秋收运动，保障苏区粮食安全。赣南省地处中央苏区西南界，常受赣州、信丰一带国民党粤军和靖卫团等地主武装骚扰。早稻收获时，粤军抢禾队频入苏区抢割，破坏秋收。为保卫苏区粮食安全，一方面“赣南各县在各种会议上解释了今年武装保护秋收的意义”并争取逃跑群众回来收割。另一方面通过“建立了各级武装保护秋收委员会，和武装保护秋收指挥部（每县建立一个或二个）它指挥着中心区动员区的赤少队模范营以及整个区的整个赤少队，实际的负担着掩护与割禾的任务。”早稻收割时，于都、登贤、赣县、杨殷各县共组织了数万人的武装割禾队到赤白交界地区抢收早稻，打击了破坏秋收的敌人，保卫秋收的顺利进行。
四是开展扩红突击，保障兵员需求。赣南省扩红突击运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赣南动员区、赣南战委进行的红五、六、七月扩红运动。1934年5月下旬，中革军委给赣南动员区任务是7月20日前完成扩红2400人。全动员区到6月23日止，完成7124 名，获得全苏区扩红第2名。于都县最为突出，“中央所规定于都在三个月中须要完成的二千二百红军。已于一个半月中完成”，实际完成4700余名。6月30日，“于都扩红数目达到5186名，赣县为2215名，杨殷有1093名，赣南超过了原定计划的3044名为55%”，提前完成任务。二是赣南省设立后的红九月扩红热潮。9月动员扩大红军3万名号召中，中革军委给赣南省任务是7000名。赣县800 名模范赤少队员，率先响应号召加入红军。中央也向赣南省派来扩红突击队，协助完成扩红计划。10月5日止，全省最终圆满完成7000名扩红任务。可以说，两阶段扩红突击成绩显著，但过程中也出现高指标、刻板不作为情况。为此，以刘英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及时解决了问题。例如针对在登贤县扩红组织工作不协调，效率低时，刘英指出：下面团的组织“应该将下面情形立即不断的反映上来。为达到这个目的，报告两天一次至三天一次。”发现登贤领导干部忽视群众工作“没有坚决的去帮助他们，宣传鼓动他们，告诉他们”后，也及时指出并予以纠正，使得赣南扩红工作得以出色完成。
五是积极经济动员，保障部队物资需求。赣南省开展的经济动员主要表现在筹粮筹款等工作上。1934年全苏区人民24万担粮食动员中，赣南动员区任务是2.58万担，60万担秋收借谷运动中，赣南省任务是16万担，赣南省均如期完成。筹备粮食上，各县除积极开展秋收还广泛进行节省粮食与借谷竞赛活动。7月，杨殷节省粮食运动不仅超原计划，还“都注意了粮食的集中运输与储藏问题”，执行中央的指示“随收随即集中，并动员群众送到中央指定的地点集中储藏。”60万但借谷运动上，赣南各县为完成任务发起竞赛。少共于都县委向杨殷、赣县、登贤发起借谷竞赛，定条约规定一个月为期，完成于都2万担，杨殷5万担，赣县2.5万担，登贤8000担的任务。最终在广大党团员带动下，借谷任务如期完成。筹款工作上，各县区军事部和财政部还给游击队以具体指示，“使他能灵敏的有计划的深入白色区域去截劫敌人资材，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家属财产分给当地贫民，捕捉豪绅地主。”筹款除自给外，“须筹得大批款子供给主力红军，所筹的款子，统属于财政部”由此形成对款项的专门管理。于都在五月“全县统计有一万五千多元，超过了三千多元。”六七月间筹款4.4万余元，受到中央政府的表扬。筹备其他物资上，各县也做出重要贡献。例如积极响应了“募集二十万双草鞋慰劳红军”的号召，筹集大量草鞋、毛巾、袜子、被单支援红军。食盐紧缺情况下，各县还通过熬盐运动解决了军区部队和地方群众的燃眉之急。
其二，广泛支援主力红军集结突围。 1934年10月15日，中共赣南省委和省苏政府在于都县城谢家祠召开省、县、区三级干部大会，会议研究和部署了掩护主力红军顺利集结、突围的各项工作。一是为红军转移搭浮桥。于都河作为红军主力必经之地，周恩来亲自部署了架桥工作。搭桥指挥部“负责调集船只、门板，红军部队的工兵连负责架桥，于都县的船工和干部也参加了架桥工作。”通过协作，架桥任务顺利完成。架桥中，于都群众奉献搭桥所需材料，民船支援架桥工作，各店铺和祠堂大屋的门板都垫铺在浮桥上，“有部分居民主动拆下房子里的木料，送给红军架桥。”为隐蔽作业，“一到傍晚，当地群众就在架桥现场点燃火把，将河面照得通明”支援搭浮桥工作。在群众的支持下，仅10月14日至17日四天时间，就“从梓山花桥至孟口之间约60里的河段上，就架起五座浮桥”。
二是开展慰劳红军与安置工作。群众自发慰劳红军，工兵部队架桥时“他们烧好了热水，做好了饭菜，将茶水、饭菜送到红军战士手中，当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告别于都，告别苏区夜渡于都河时，赣南省的干部和群众主动站在桥头路旁，依依惜别自己的军队。”主力长征后，赣南省对不能随军伤病员妥善安置。于都县禾丰区裁判部长丘雨田回忆“因为当时很多部队驻在于都县和登贤县境内，红军伤病员也多，需要大批的粮食。”1934年11月，赣南省在小溪左坑召开了干部会议，省和各县成立财粮经济委员会。接着“区委也开了两天会，研究部署执行省政府的决定的有关措施，并给各乡分配了筹粮和安置伤病员的任务。过了一段时间，送来了大批的伤病员。按照区里分配的任务，每家每户都安置了几名伤病员”。
三是军事上配合和掩护主力红军集结突围。在中革军委的统一部署下，赣南省武装组织积极牵阻敌人，封锁了消息。1934年10月16日，为接替红五军团的防御，朱德致电董振堂、李卓然，指示了赣南军区独立十三团，要求其17号起由均村地域改移茶元岗地域，向兴国之敌的右翼侧积极游击。10月18日，独立十三团又接到命令，限其19日到达兴国城东南及西南地域，“担任游击与迟阻周敌南下的任务”，由此，赣南省武装顺利接替了红五军团的防务，牵制了敌军。此外，掩护过程中，赣南军区司令蔡会文在20日还亲到小溪“直接指挥独六、独十四团及游击队南布团，收容全野战军的逃亡落伍疾病人员和伤员。”赣南军区教导营、独立营也从于都前往兴国，监视西线敌人。独立十四团和于都、登贤等县武装，在南线监视粤军，协助了主力肃清敌探。最终，在赣南省武装组织的配合和掩护下，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得以顺利集结、突围。
其三，坚持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主要城镇和要道被占领，赣南省为保卫中央苏区进行了反“清剿”的工作。但至1935年2月，赣南省已处于封锁隔绝的境地。为保存有生力量，依中央指示，中央分局对省机关部队分散突围作出部署。赣南省机关部队合编成赣南团，分三个支队开始突围。石中球回忆“机关部队突围时，在乱石、高排和畚岭等地打了几仗，我们都失利了……牛岭一战，我们损失更加惨重。”后来打圹村时，刘伯坚不幸被捕，一、三支队大部分指战员牺牲或被俘，阮啸仙在第二支队突围时牺牲。突围中主要领导人相继牺牲，省委省苏等党政机关因打散而解体。最终，仅存续中共赣粤边特委等少数组织和人员继续斗争，坚持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
四、中央苏区赣南省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作为中央苏区地方政权，赣南省最终不可避免走向了解体的结局。尽管如此，作为中国共产党绝境求生下新设立的省级政权，赣南省无疑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第一，赣南省是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的重要探索与实践。一是赣南省的设立是合理的制度性安排。苏区早期地方政权的建设基本沿用此前传统区划，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共地方政权的建设才逐渐规范化、科学化。《行政区域暂行条例》《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等实施，使区划兼顾传统同时，围绕平衡革命斗争态势而推进。赣南省的成立遵循这一原则，作为制度性安排最终设立。二是赣南省的设立为政权建设提供新实践。与“扩苏”背景的省不同，赣南省是中央苏区缩小，反“围剿”受挫时设立的。其政权建设具备双面性，一方面，赣南省是为红军长征做的行政准备。另一面设立赣南省是“要向赣南发展苏区”的，赣南省具有其特殊功能定位。三是赣南省政权建设突出“战时体制”。不仅组织建设上具有“战时性”特点，开展的工作也突出了“战时体制”。罗孟文回忆：“赣南省成立后，主要任务是坚持赣南边远地区的游击战争，扩大红军，筹粮筹款，支前参战，组织担架队、救护队、运输队、洗衣队和慰劳队到前线去慰劳红军。”可见，赣南省各部门基本以支援战争为重心开展了工作。
第二，赣南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艰苦探索的实践基地。一方面，赣南省委、省苏和军区积极发扬党长期以来的群众路线，在工作中不断改正和探索新的方法，赢得了群众的支持。例如，突击运动中面对登贤县“十天总结后，照例发它一个文件，就算完了”的刻板方式。刘英当即要求“请你们下决心的艰苦的到下面动员去！三天必须给我们一报告”，由是群众热情被广泛调动，积极支援了革命工作的展开。另一方面，苏区群众支援革命，使得赣南省坚持了各阶段游击斗争。例如，主力红军长征后，赣南省依靠群众进行了保卫苏区的反“清剿”斗争。1934年11月4日，中共于都县委和少共于都县委还“号召每一个工农群众起来去参加各种革命武装队伍，发展群众游击战争，去消灭进攻于都的匪军，保卫于都苏区而战。”陈丕显回忆“在老表的热情帮助下，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几只渡船”，才能顺利地渡过桃江进入赣粤边游击区。可见，赣南省各阶段的斗争离不开群众的支持。
第三，赣南省保障了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的顺利进行。赣南省的成立不仅是政权建设推进的结果，也是党谋划战略转移全局的一环。作为组织的准备，赣南省的设置适应了战略转移需要，其不仅为主力红军集结出发提供“时空”条件，更为转移后中央苏区革命留有了余地，是中央对全局通盘考虑的结果。一方面，赣南省提供了军事的保障。例如，红军突围时，赣南省根据中革军委部署积极组织地方武装，阻止、牵制敌人，掩护了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的突围。另一方面，赣南省给予了资源保障，“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筹集粮食18万担，筹款44000多元，还筹集了大量的被服、草鞋和果品支援红军。在全省40万人的地域内，扩红14000多名，补充到了主力兵团。”刘建华回忆“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掩护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赣南省人民作出了重大牺牲和巨大的贡献”。
第四，赣南省奠定了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基础。红军长征后，留守中央苏区党政军机关坚持了根据地的斗争。1934年12月，赣南省为加强赣粤边游击成立的中共信康赣雄特委（后改为赣粤边特委）在赣南省突围解体后成为了赣粤边游击的领导核心，奠定了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组织基础。而赣南省剩余队伍，则奠定了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人员基础。虽然1935年2、3月间，赣南省机关部队和各县的游击突围基本以失败告终，但突围后存续的力量，如于西、于都独立营，仍有少部分人员脱险到达了赣粤边，赣南省机关部队也有80余人到达油山与赣粤边特委汇合，使得赣粤边特委领导的游击力量进一步壮大。刘建华回忆，赣南省的剩余队伍“总共有1400人左右。”这支武装奠定了赣粤边游击的重要军事基础。最终，以赣粤边特委为代表的赣南省剩余组织坚持游击，成为党在南方革命的重要战略支点。
综上所述，纵观赣南省革命斗争历程，赣南省依靠人民群众，有效开展工作，是中央苏区时期政权建设的重要探索与实践，在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党领导人民群众艰苦探索的实践基地，赣南省不仅为长征起始阶段红军的战略转移提供了保障，还为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奠定了重要基础。
（原文刊载于《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25年第2期，网站转载时为了便于阅读，注释和表格省略）
